内地“新疆班”二十年，一代维吾尔精英如何定义自己？
「“石榴籽被紧紧包裹在坚韧的外皮之中；可一旦打开，红色的外皮很容易就从它的膜上剥落。”」
普村
2016年6月3日，广东梅州一间足球学校的一名从新疆招募的维吾尔族学生。摄：Yuyang Liu/Getty Images
2014年5月，中共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各民族要“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石榴这种寓意“多子多福”的吉祥物，开始被广泛用于北京的民族议程宣传，代表了北京“中华民族共同体”国族建设的长期目标与愿景。
然而，2019年出版的《新疆班和维吾尔身份变迁》的作者Timothy Grose提出了“石榴”隐喻的问题所在：“用石榴来象征民族团结只在特定的情况下具有说服力，即石榴籽被紧紧包裹在坚韧的外皮之中；可一旦打开，红色的外皮很容易就从它的膜上剥落，紧接着，只需要稍微拍一下，再轻轻一捏，暴露在外的石榴籽们就会纷纷松散开来，跌落在地上。”
Grose是印第安纳大学博士，在美国罗斯-豪曼理工学院（Rose-Hulm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任助理教授。《新疆班》是他对超过60名内地新疆班维吾尔学生的访谈研究，其中一部分追踪式访谈历时近10年（2006-2017），超过70%的受访对象来自南疆的喀什噶尔、和田等地。
在书中，Grose分析了维吾尔学生在内地的新疆高中班（“新疆班”）的经历，以及高中毕业后在内地读大学和工作时的身份认同，也记录了新疆班的毕业生抉择是否返回新疆时的考量与纠结，及返回新疆的人所遭遇的失望与改变。
Negotiating Inseparability in China
The Xinjiang Class and the Dynamics of Uyghur Identity
Timothy Grose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9
“新疆班”除了在学业上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中获得好成绩，进入中国内地优良等级的大学，更重要的是负有政治任务。Grose认为新疆班想要成为一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训练营，创造出一批对中共心存感激、致力于保卫“民族团结”的维吾尔精英。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新疆班被设置在内地汉人占绝大多数的大城市，学校内有严格的政策来削弱学生的宗教意识，老师和校方管理人员事无巨细地控制语言、饮食、日常作息、可以见的人和可以去的地方，等等。然而Grose认为，在新疆班花费了大量的能量和资源之后，中共却并未达成自己的目标，恰恰相反，新疆班加强了（甚至在有的情形下激活了前所未有的）一种独特的维吾尔人意识。”
新疆班的学生们识别、确定、甚至夸大了维吾尔的族群符号，并将之与汉人的“族性”相对立：他们将自己与汉族同学隔离开来，在规定使用汉语的环境中刻意使用维语，寻找各种机会参与正式或非正式的宗教实践，他们组织维吾尔人的专属足球队，举办将汉人排除在外的文化活动，并反对与汉族年轻人的浪漫关系。
Grose对“新疆班”的记录非常丰富、生动、鲜活，包含了大量难得的一手资料。但很多分析论述也并不足够让人信服。这篇文章中，我打算简单介绍其内容，也提出一些简要的批评。
“政治任务”与“抵抗”
“新疆班”毫不讳言其政治目标与价值灌输的任务。
“新疆班”，又称“内地新疆高中班”，是20年前中国大陆教育部牵头组织的针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寄宿学校工程，简而言之，是为新疆成绩较好的（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初中毕业生提供机会，让他们去东南发达地区为主的内地大城市就读高中。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加强少数民族教育》文件，确认一种新的寄宿制高中项目将从2000年秋季开始实施。文件指计划招收1000名左右学生，其中80%要求是少数民族农牧民子女，在指定的内地城市接受纯汉语教学。于是，品学兼优、身体健康的初中毕业生被迅速筛选出来，他们只需要支付900元人民币作为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用，其中还包含基本的医疗费用，以及新疆到内地学校的往返火车票。
2000年，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杭州、广州、深圳等12个城市的13所学校开设了“新疆班”，招收1000名学生。连年扩招之后，“新疆班”的招生规模在2013年已超过9000人，遍布45个内地城市，包括了盐城、淮安、莆田等非一线城市。二十年来，累计已有超过12万名学生在“新疆班”接受了高中教育。
招生过程中，维吾尔学生在新疆班中的占比远超其在新疆人口中的比例：以2012年为例，在全部8030名新疆班学生中，维吾尔学生占比达到了70%，而维吾尔人在新疆本身的人口比例约为46%。
新疆班负有“政治任务”，这一点在其成立之初就毫不讳言。2000年5月，教育部发布“内地新疆高中班工作会议纪要”，强调该项目“要把加强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观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教育放在突出位置，使学生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也特别指该项目将“有利于促进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与内地汉族学生广交朋友…；有利于今后新疆与内地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2000年6月，教育部颁布“内地新疆班管理办法（试行）”，其中第10条特别指出，“政治课除按要求组织教学外，还要根据新疆各少数民族学生的思想实际，特别注意加强以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维护祖国统一的爱国主义教育；加强以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民族团结教育；加强……无神论的教育。”
这一点在招生入学时就有体现，报考新疆班的同学会被要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团结、遵纪守法等，报名表中还会询问“有无信奉宗教”。新疆班入学考试附带的加分政策中，在“爱我中华少数民族学生双语口语大赛”中得奖的同学可以加5到10分。在入学后的具体实践中，新疆班的教育者被要求向学生们的思想中“渗透”“四个认同”——对祖国、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2005年10月14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以北约150公里的昌吉市，学生们在在一所中学练习升旗仪式。摄： Guang Niu/Getty Images
Grose笔下的新疆班试图将学生们转化为国家的工具，一些受到训练的、能够执行国家工程的主体。有意思的是，他在研究中间引入了美国的美洲原住民寄宿学校予以对照。这种始于19世纪的寄宿学校在北美地区和澳大利亚等地都有所实践，被设计的初衷就是要将原住民的孩子们与自己的家人、部落、语言、传统、身份认同等等一系列熟悉的事物分离开来，提供一种新的空间以灌输、教授他们适当的卫生习惯、日常礼仪、交易技能等。其中一位美国的校长曾说，寄宿学校就是要把原住民的孩子们置入（基督教）文明之中，将他们放在那里，直到充分浸透。
Grose认为新疆班设置在内地东部的沿海城市，与美国针对原住民的寄宿学校目标类似，都是试图切断学生们与家人、社区和朋友们的亲密连结，也尽量远离中亚伊斯兰文化盛行的新疆。接下来，作者仔细描述了新疆班种种严苛的规范，尤其是那些限制学生表达宗教和族群身份认同的行为。例如，教室内不能讲维语，甚至连握手时说“essalamu eleykum”（阿拉伯语的问候语，在维语中也广泛使用）也违反了规定。上海松江一中要求家长们每学期访问不能超过一次，寄包裹不能超过4个。穆斯林女生被着重要求不许蒙面，在南疆普遍佩戴的头巾也被禁止。在杭州一所新疆班所在学校，一位受访女生和她的几位同学表示抗议，她们说，我们戴头巾因为我们是穆斯林。她的老师反驳道，不，现在你们不是穆斯林，你们只是学生。有报导称，2011年，杭州的两名维吾尔男生因参加当地清真寺礼拜活动被开除。
与此同时，尽管教师们会不辞辛苦地组织学生旅游、带学生去医院、照顾学生衣食起居，但这种延伸至生活中的师生关系使得教师们既是知识和文化的灯塔，又要成为道德的规训者，负责指导学生适应汉族文化规范和政治思想。学生如果做错事，常常会被指责为不珍惜这样良好的教育机会，以及辜负了老师和学校的关爱；新疆班的学生也会在潜意识中渴望权威人物的赞扬，内化那些学校想要宣扬的价值。
在学习之余，学校也要求庆祝“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新疆班的学生们只有暑假才被允许回家，寒假的时候，尤其春节期间则必须留在寄宿学校中度过。他们有时会被组织学习写春联、剪纸、包饺子等传统的汉族文化习俗和活动。更加无聊的活动也是有的，比如“寝室内务卫生评比”。Grose认为学校要求新疆班的学生们广泛参与这些节日，是在试图重新定位，使他们由伊斯兰的“乌玛”（Ummah，社群）转向以汉族中心的中华文化，而这与习近平强调庆祝传统中国节日，抵制西方价值观入侵的理念一脉相承。
新疆高中班管理严格，学习压力巨大，有受访学生甚至将寄宿学校与监狱做类比，称自己的学校为关塔纳摩（Guantanamo）。来自喀什的Ilham说，24小时就是学习，吃饭，睡觉，就像机器人一样。
尽管如此，维吾尔学生们仍然尽自己所能，使用各种灵活变通的方式来维系甚至加强自己的族群和宗教认同。例如，校方试图使维吾尔学生只讲汉语普通话，在校园中使用维语可能会被“扣分”，然而，新疆班的语言政策遭到了学生们超乎寻常的抵制——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彼此之间讲维语，只要是老师看不到、听不见的地方，就讲维语。Ilham说，“如果我跟他们讲汉语，那感觉非常奇怪。个人而言，我完全无法想象任何相同民族的两个人彼此间不用母语讲话”。
有些学生甚至敢于在教室内讲维语。北京十中的新疆班，在古尔邦节当天早上，有学生在黑板上用维文写下了“古尔邦节快乐”。走进教室的老师十分吃惊，要求学生擦掉黑板上的字。当学生解释了维文的意思后，老师作出了妥协，同意用汉字在黑板上写“古尔邦节快乐”。但学生们拒绝了这个提议，并迅速擦掉了维文问候。
Grose观察到，维语在新疆班的使用如此广泛，有些学生甚至表示他们自己的维语水平提升了。一名新疆班毕业生曾经在北京的寄宿学校读书。在此之前，他在乌鲁木齐的学校从小学到初中都讲汉语，但到了内地的新疆班，他反倒被迫跟维吾尔同学讲维语。
“反汉族”与维吾尔族群性
生活世界的隔离，反而加强了维吾尔精英的“反汉族”身份认同。
几乎所有主流的社会学家们都不否认，族群边界并非原生的，更不是永恒不变，它们来自于社会建构与自我建构，处于不断流动和重建中。就维吾尔而言，在汉人移民等因素的刺激下，维吾尔人通过确认，甚至夸大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与汉人的差异而维系着固定的族群边界。Grose甚至认为，维吾尔身份的基本元素是拒斥汉族文化规范，维吾尔学生与汉族同学的交往互动反倒激活了他们此前处于潜藏/休眠状态的民族身份认同。
新疆班虽然设置在内地以汉人为人口主导的城市中，然而维吾尔同学跟所在学校汉族同学的交往和互动少之又少。他们的宿舍和教室，基本都处于与汉族学生隔离的状态，食堂当然是清真食堂。有些受访人表示他们在学校很少碰到汉族同学，更别说交朋友了。空间的边界也很清晰地定义着汉人与维吾尔人的族群边界。这与新疆班项目“促进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与内地汉族学生广交朋友”的初衷背道而驰。
而在有限的交往中，汉族学生常常提出一些在维吾尔人看来非常居高临下和傲慢的问题，比如“你看过电视吗？”、“你们是不是要跟牛羊住在一起？”不少受访者都表示了失落和愤懑。学校的操场在体育活动时偶尔会有新疆班学生和当地汉族学生相遇，也常常发生大打出手的情况。非常自然地，如同一位北京的新疆班毕业生所言，操场上所有的游戏最终都很快变成了新疆（维吾尔人）对抗北京（汉人）的格局。
Grose发现，受访中维吾尔学生不断强调自己与汉族学生不同——汉族学生遵守规则，甚至是盲目地服从学校的规章制度。汉族学生洗手之后上下甩动，甩干手上的水，而这在维吾尔文化中非常粗鲁。甚至，当Grose跟受访对象一起喝茶，倒茶时把茶壶提高、离开茶杯时，受访的维吾尔年轻人会忍不住大叫起来，“别他妈跟汉族人一样！”。
如果说四年高中时间没能让维吾尔学生和当地的汉人之间建立起情谊，是因为他们的宿舍和课堂隔离，那么情况到大学时期应该有所好转。毕竟，在绝大多数大学，维吾尔学生和汉族学生是一起上课，混合宿舍。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大学的足球比赛中，两名维吾尔学生没有按照通常各系组队的惯例，而是组织了一支“维吾尔队”。他们不断吹嘘维吾尔人比汉人踢球要好得多，而队友还包括两名国际学生，一个来自哈萨克斯坦，一个来自苏丹。Grose开玩笑说道，“他们可不是维吾尔人啊。”两人立即回答，“至少他们是穆斯林。” 与此相似，学者Bovingdon在研究中也记录过，2002年世界杯期间，在学校观看土耳其队与中国队比赛的电视直播时，新疆的维吾尔大学生为土耳其队的进球和胜利欢呼，几乎引发了与现场汉人球迷的冲突。
然而穆斯林身份认同并非没有边界。Grose的受访人在谈及回族同学和回族人时，通常表达出非常不信任的情感。维吾尔人质疑回族的宗教虔诚，而且认为他们是新疆的“新移民”，与汉人共享生理特征和政治忠诚。借用Cote等人的研究，Grose记录到，维吾尔人会在调笑中称回族人是“西瓜”（tawuz），认为他们表面上是“绿色的”（信仰伊斯兰教），但内心是“红色的”（信仰共产主义）。
在每年肉孜节和古尔邦节的庆祝活动中，维吾尔学生会也几乎从来不邀请汉族同学。 Grose参加了2010年的庆祝活动，发现学校里数千名汉族学生几乎全被排除在外，现场却有不少印度、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来的国际学生。他只看到了两名汉族学生，他们安静地坐在角落里，并没有跟大家一起跳舞，无意中，他们又加强了维吾尔人对汉族人“killjoy”（扫兴的人）的印象。
跟汉族同学共享宿舍，最好的情况也是“令人不愉快的”，差的情况可以称作“无法忍受”。Grose揭示了冲突的两种原因，首先是饮食禁忌。一名女生抱怨室友总是带回含有猪肉的饭菜，她曾礼貌抗议，室友也道歉，但随后又总是忘记，有一次甚至带回了猪血汤。“恶心！我冲出了房间。我真受不了这些汉族人！” 其次，Grose写到，宗教要求的纯洁性塑造了维吾尔学生对清洁的标准，而一些维吾尔学生认为汉族同学“非常脏”。一名男生曾威胁自己的室友，如果再把臭袜子在房间里乱扔，他就会揍他一顿。在一种二分对立叙述中，这位维族男生不认为这种卫生习惯是个人问题，而是将其归咎于汉人的“族性”(ethnicity)，并通过源自于伊斯兰卫生理论来证明自身相对于汉人的优越性。
2019年4月16日，新疆喀什的小学生。摄：Geovien So/SOPA Images/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头巾和穆斯林身份
“新疆班”导致了或至少是允许了一群受高等教育的维吾尔人发展出宗教和族群身份上的“日常抵抗”。
此前，一些学者的研究已经讲述过新疆班的维吾尔学生如何运用灵活的手段在宿舍里研读和讨论古兰经，以维系和加强自己的宗教身份。Grose的研究不但补充了更多细节，例如两名受访的男生讨论吃西瓜是否算一餐饭，是否应该做饭后祈祷，更重要的是，他还提供了更多的材料来分析当维吾尔学生从管理严苛的高中寄宿学校毕业后，在内地读大学时如何拥抱自己的宗教身份。
一名女生会去沙特阿拉伯驻华使馆参加活动，因为使馆会给每个注册的维吾尔人发放《古兰经》。她认为新疆发行的《古兰经》版本不够好，因为政府翻译不够准确，而来自沙特使馆的古兰经才是“真的”、“最纯洁的”。很多北京的维吾尔学生还会去北京外国语大学参加免费的公共阿拉伯语课，希望能用阿拉伯语读古兰经。前文中那个无法忍受室友饮食习惯的女孩最终嫁给了一名巴基斯坦留学生，并且跟自己的婆婆一起用阿拉伯语读经。她说，“我在新疆永远也不能公开这么做。（用阿拉伯语读古兰经）也让我发现维吾尔语与阿拉伯语多么紧密相关。好多词汇都是一样的。”
Grose指出了内地维吾尔女性宗教实践的意义。阅读古兰经为维吾尔女性提供了一种与其他地方穆斯林女性的神圣连结。组成阅读小组学习伊斯兰典籍不仅仅加强了宗教纽带和社交关系，而且能够让她们有机会与全球的穆斯林社区发生联系；更重要的是，用阿拉伯语诵经也加强了她们想象的与阿语穆斯林的文化纽带，这是“想象的共同体”意义上的连结。
书中有一个叫做Rena的女生，来自和田，新疆班毕业后在北京的一所大学读书。一次暑假去了埃及以后，她开始“接受”头巾，并持续用头巾（hijab）将自己的头发完全包裹起来。在访谈中她说：“头巾是我宗教中的重要部分……伊斯兰教导女性把头发遮挡起来，衣着要端庄。这样的穿着能够阻止男人们盯着我们看，或是伤害我们。每次戴上头巾我都很开心；头巾提醒着我的宗教，我的信仰，我的神。”虽然在北京读大学的绝大多数维吾尔女生并不戴头巾，但她抵挡住了同伴的压力。
当然，新疆班的学生在宗教实践方面并不严苛。Grose指出，即便在较少受到限制的大学生活中，大部分年轻人每天只在早上起来祈祷一次，而且只有在节日的时候才会去清真寺礼拜，这跟新疆城市中同龄的年轻维吾尔人差别不大。他们中有不少人抽烟、喝酒，而且并不按要求封斋和礼拜。有人就常常批评自己在宗教方面懈怠，甚至质疑自己还算不算“真正的穆斯林”。在Grose眼中，尽管在新疆班的寄宿学校接受了长期的无神论教育，他们还是意识到、并且认同伊斯兰教是“维吾尔人”身份的重要元素。新疆班导致了，至少是允许了，一群受到高等教育的、在社交上清醒的维吾尔个人发展出一种“日常抵抗”精神。
但Grose认为新疆班学生的伊斯兰宗教实践并不代表他们拒斥中国人身份，佩戴头巾的女性也未必是在表达对新疆头巾禁令的抗议，而是一种对多层身份认同的个人化驾驭。Rena在采访中谈到，她另一次去加拿大短暂生活时，在加拿大跟同学们讲自己来自中国：“我不想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海外的维吾尔人说他们来自土耳其，或是东突厥斯坦。我们是来自中国的。”
回到新疆去
“维吾尔女生基本都在25岁以前结婚。我们越成功，就越难找到丈夫。”
Grose在书中第三和第四章集中于解释新疆班的毕业生在内地读完大学之后的选择。他认为，尽管党国的宣传教育部门希望新疆班毕业生回到新疆基层工作，以补充当地双语人才的匮乏，但维吾尔学生出于各种缘由并不愿响应这种号召。但最终，大批学生因为父母要求、婚恋市场和大城市的住房等压力回到了新疆，开始重新适应本地生活。
不过，这段论述中，Grose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他没能将很多影响新疆班维吾尔学生就业取向的因素予以区分，而是将很多由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城乡二元对立、发展不平衡等在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的因素，与新疆班维吾尔学生的身份认同和民族政策等问题混为一谈。
例如，Grose花费大量篇幅谈论很多人不愿回到新疆的原因是新疆经济发展落后——“在北京的兼职工作收入都比新疆全职的高”、人们普遍教育程度不高、在教师、公务员、警察等体制之外没有好的工作，以及父母希望女孩子牺牲职业前景，早日结婚成家、生孩子，等等。很多维吾尔学生的考量和纠结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房价太高，难以承受，而回到家乡，一方面会有银行职员、公务员、教师等相对稳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以重新获取相对熟悉的人际网络。一名来自欠发达地区的汉族同学，也会在较好大学受过教育之后，面临是“北漂”或“沪漂”打拼，还是回到家乡过相对舒适稳定但选择较少的生活的选择。这和很多维吾尔学生的困难、心态、权衡、抉择，并无太多不同。
Grose非常有启发的发现之一，是维吾尔毕业生所特有的族群和宗教身份认同影响了他们选择毕业去向。而且这种影响在叠加了性别因素后尤其引人深思。
比如，维吾尔男生似乎更多考虑族群和宗教身份认同在内地工作生活中的困难，尤其是清真饮食的问题。例如，一名男生告诉Grose，毕业告别了大学里的清真食堂后，他发现北京的清真饭馆选择非常少，而且那些新疆风格的饭馆都非常贵。吃饭成为了他在北京生活最难解决的问题。另一名男生认为，公司负责招聘的人发现了他是维吾尔人之后就对他不再有兴趣，类似的就业歧视使他无法在北京找到工作，不得不返回新疆。
另外一位男生，大学毕业后拿到了一所建筑业大型国企的工作邀请，但有一个问题，人力经理对他解释，在工程中绝大部分员工都是汉族人，无法给他单独开设清真饮食。他再三纠结，最终选择回到喀什噶尔做了一名公务员。“我不但代表其他维吾尔人，我还代表所有穆斯林。如果我吃了猪肉，我的汉族同事会认为所有的维吾尔人都会吃猪肉。接着，所有的汉族人都会认为吃不吃猪肉这件事对所有维吾尔人和穆斯林都不是那么重要。我从小就敬畏神，但汉族人什么也不怕，所以他们不理解这些事。”
而与此同时，女性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访谈中新疆班毕业的维吾尔女性并未抱怨因族群身份遭受就业歧视。例如，Sumbul在2008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上海的一家国际化妆品公司，月收入超过1万元人民币。Mehrigul进入了北京一家地产公司总部；Leyla则在一家大型跨国公司工作。
其次，女性更容易受到父母压力，因为婚恋等原因而回到新疆。内地大学的学历可以为她们带来良好职业前景，但并不能使他们免于婚姻带来的社交压力和家庭责任。Sumbul的男友是新疆班同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连锁超市阿尔曼工作。尽管Sumbul获得了上海的高薪工作，男友和家人却都反对她留在上海发展。男友不愿意搬到上海，也无法接受女友赚钱比自己多。不得已，Sumbul回到新疆结婚，做了一名小学老师。她说，“有时，妻子不得不做出牺牲。”Mehrigul的母亲警告她说，在汉人主导的首都北京想找一个维吾尔丈夫是非常困难的。她只得回到乌鲁木齐做了一名银行职员。作为奖励，父母给她在二道桥附近买了一间公寓房。结婚后，Mehrigul跟丈夫搬到了郊区的房子，每天上班通勤的单程时间就超过1小时，她只好辞职做了全职主妇。丈夫对此表示支持，说：“对于女人，每周工作50个小时实在太累了。”
再次，维吾尔女性面临的父权制与族裔身份会叠加起来。前文提到的Leyla在受访时说：“我们维吾尔的父母让我们努力学习，然后能有一个好的未来；但我们毕业以后，他们就要我们结婚、照顾孩子。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的教育是一种浪费。”Grose认为Leyla将她的“维吾尔”身份与女性的“传统责任”（婚姻、养育）相匹配，同时把她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跟正式的教育、世俗性、现代性，以及社会经济上的成功相匹配——对于她而言，追求高等教育和尊重维吾尔社会规范（至少一部分规范）是相互排斥的。最终，Leyla在跨国公司就职，获得了某种身份认同上的解放，公司里的办公语言是英语和普通话的混合体，而她也变成了一名国际雇员，并没有是否作为维吾尔人被边缘化的问题。
新疆班毕业的维吾尔女性在回到家乡之后，也经历着比男性更加艰难的重新融入问题。她们要重新熟悉茶会（chay）这样的社交方式，否则就会被长辈或社区谴责不懂礼貌。她们还必须面临思维理念上的各种冲突。Hajigul在年近30岁的时候想要追求一个研究生学位，但在当地，一个没有完成生育和养育职责的女性这样做太过离经叛道。Gulnaz和Sumbul——那个从上海放弃高薪外企回来的女生——苦恼的是，丈夫和家人要求她们戴头巾。她们从小就不戴头巾，在内地读书的时候也不戴，甚至工作单位（两人都是小学教师）也不许戴。但最终她们都妥协了。Grose指出，对于这些新疆班的女生，头巾意味着维吾尔父权社会的韧性，而并不代表伊斯兰的实践或是维吾尔身份认同。Sumbul告诉作者，丈夫在回到新疆以后就变得特别虔诚。“他以前抽烟喝酒，但是现在都戒了。他祈祷、封斋，还要求我戴头巾。我支持他……毕竟现在我不担心他找其他的姑娘，抽烟，或者喝醉酒了。”
在采访中，男性都表示家里“绝对是女人做饭”，“不会做饭的女人不能娶”。但很多新疆班毕业的女性受访人试图挑战这样的性别规范，她们批评维吾尔社会性别不平等。有些女性为工作推迟了婚姻。她们不愿向未来的丈夫们屈服，并且抨击维吾尔男性害怕、不愿意跟职业女性交往，也质疑是否有足够好的维吾尔男性来匹配日益增长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维吾尔女性。一名叫做Hasiyet的女性抱怨道，“女人会做饭很重要，因为98%的维吾尔男性认为这个很重要……维吾尔女生基本都在25岁以前结婚。我们越成功，就越难找到丈夫。你看，找到像我们一样好的男人很难。很少有维吾尔男人努力工作（tirishchan）、有梦想、负责任（mesuliyetlik）。然后我们还必须得给这些人做饭、洗衣服。成功的女孩当然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反观作者笔下的维族男性，在从内地回到新疆之后，都相对容易地很快融入了当地社区。一方面，在世俗生活中他们成为了公务员、警察、银行职员等体制内的工作人员，并很快在父母的帮助下结婚生子。另一方面，他们也通过一些行为改变，很快稳定并强化了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认同。Grose去乌鲁木齐看望一位男生，发现这位曾经要他从美国带烟的年轻人在乌鲁木齐街头遇到熟人时会把手里的烟藏起来。此前的研究者都指出，回到从前社区的维吾尔年轻人用戒烟来表达对那些虔诚的朋友和亲戚的尊敬，同时也重新确认自己对伊斯兰道德的承诺。整体上，相比女性而言，内地教育经历给维吾尔男性带来的反差和不适似乎要小得多。
2018年11月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天山区二道桥清真寺。图： Bloomberg
自由的辩证
Grose的这本研究出版于2019年，是英语世界中继陈旸斌（Yangbin Chen 2008）的著作后唯一关于“新疆班”的专著作品，讲述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有时带有矛盾性的过程”——“新疆班”的维吾尔年轻人通过微妙的方式挑战了中共统治的绝对性以及党对少数民族分派的身份状态，他们定义、拥抱、确认了那些不被国家认可的维吾尔和穆斯林的身份标记；展现维吾尔的身份并不需要通过暴力抗议、号召独立等方式对“中国人身份”予以直白的拒斥，但新疆班的学生作为个体可以决定如何驾驭他们的多重身份。
但与此同时，Grose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作者认为新疆班的维吾尔年轻人挑战了中共强化世俗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新疆班的经历反而加强了宗教身份和族群身份认同——这似乎是说，如果不上新疆班，这些学生反倒族群和宗教身份认同会更弱一些，国家/中华民族认同会更强一些。但这种推断成立吗？
Grose认为新疆班的维吾尔学生利用了内地相对宽松的宗教管制。一名新疆班毕业生在谈及不想回新疆的时候表示：“北京比起新疆来更自由。在新疆有那些非常荒唐的限制，比如胡子留多长、能不能去清真寺之类的……在北京，我每周都去清真寺，我的学校对此一点问题都没有。”然而，在本书稍后的部分，作者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年轻人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和田，他自豪地对作者说，自己变成了一个“好穆斯林”。“在北京做大学生的时候，我喝酒、抽烟，每个周末都去Vic’s和Mix（北京三里屯著名的两家夜店）。现在，我认识到了做穆斯林的重要性，我每天祈祷五次，早上会去清真寺晨礼。”还有不少例子是讲新疆班毕业生回到新疆以后变得“更虔诚”，通过宗教实践重新融入当地社区。如果这些年轻人回到新疆以后才重拾、加强自己的穆斯林身份认同，一个更合理的推理应该是，“新疆班”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和改变了他们在原有轨道上的本应更强烈的穆斯林身份认同。否则，他们就不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努力重新融入社区、“做一个好穆斯林”。相比新疆，北京有更多信仰宗教的自由，但作者忽略的是，更多的新疆班学生也享用了在北京过一种相对世俗化生活的自由。一名男生在北京求职失败后有些难过地说，回到新疆他会失去“自由”（erkinlik），“在北京，没人在乎我是不是封斋，是不是去清真寺礼拜，或是祈祷。”
更不用说，从性别的视角而言，大批女性维吾尔年轻人通过新疆班和内地生活的经历，明显更多接受了现代化、世俗化的性别意识，也对传统维吾尔社会在宗教和父权方面的规范提出了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否应该认为，“新疆班”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决策者培养世俗化精英的目的？
与此相关，Grose的研究没能说明，“新疆班”学生的身份认同到底是由于他们在内地接受教育，还是因为维吾尔的整体族群处境。比如新疆班学生失败的跨族群婚恋并不能简单归因于“新疆班”的影响。菅志翔等学者的研究就发现，在2000年到2010年之间，维吾尔人不但与汉人的结婚率大幅下降（由0.561%到0.204%），甚至与哈萨克人的结婚率在同时期也显著下降（由0.077%到0.055%）。即是说，维吾尔人对族外婚、族外浪漫关系的排斥是整个族群的趋势，它可能是维吾尔社会与国家/汉人关系整体紧张、族群隔离程度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维吾尔族群整体向内转，从而强化族群身份认同的反映，绝不仅仅是新疆班教育和内地经历造成的。
Grose对新疆班的记录的最大缺憾，是它没能访谈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没有参加新疆班、一直留在家乡的维吾尔年轻人，从而无法比较不同经历的维吾尔精英是否在族群认同、宗教身份认同和国家认同上有显著差异。而且，尽管维吾尔学生占到了80%，但在新疆班接受同样政治教育的20%其他族裔，尤其是哈萨克、回等穆斯林学生，他们的宗教身份认同、族裔认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是如何观察维吾尔同学的？这些学生毕业后进入大学，他们的室友、大学同学、汉族恋人、老师、雇主、房东如何与他们相处，又有哪些观察？这些视角都缺失了，不无遗憾。
此外，Grose把维吾尔学生强化族群身份边界的行为和较低的国家身份认同解释为他们的抵抗。但现实中，抵抗行为和身份认同的强化本身是相互纠缠、相互影响的，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观察到，在一些特殊的事件中，例如汶川地震、60周年国庆、或是在一些场合遇到外国人时（不自觉地需要、想要“代表中国”），新疆班维吾尔学生的国家认同也会很容易被唤起。此外在认同的形成中还有一些更复杂的情境——例如转换环境中与大量陌生人相遇和相处，青少年与作为权威的老师之间的冲突，传统节日中的失落和思乡情绪，遭遇相关族群信息失真、片面等情形时的委屈与愤懑，等等。
在一些问题上，Grose也会显得“过度政治化”。例如，在一部关于新疆班的“献礼影片”中，女主角在上海新疆班学习时，眼疾发作，视力受损。毕业后，她的眼睛一直没有彻底治好。她回上海同学聚会时，发现老师中风后已经身体虚弱，不能讲话了。老师留给她一封信，信中讲述了已经将自己的角膜捐赠给她。在中国大部分观众眼中，这最多不过是一个宣传部门常用的老套“正能量”故事。然而在Grose的分析中，“这个政治寓言是相当明显的：只有在党和汉族人民的指导下，维吾尔人才能同样拥有正确的世界观”。“正确的世界观（correct worldview）”一语双关，同时呼应了健康角膜带来的良好视力与意识形态规范下的政治观念。但这恐怕是绝大多数观众，包括新疆本地的维吾尔观众都不会代入的视角。
在现实中，新疆班的入学竞争相当激烈。2000年的第一届新疆班报名中，有超过2万名学生在争取1000个入学名额；一直到2017年左右，还常常有超过4万名学生报名竞争不足1万个入学名额。也就是说，这些学生一方面有机会拥有教育资源带来的经济前景、阶层跃迁和流动的可能性，以及相对世俗化生活的精神资源，另一方面却也要面临国族建设和身份改造的企图。是否参与，或者是哪些维吾尔人更愿意参与新疆班，人们是如何抉择的？这些问题需要更多的解答。